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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地緣政治學說與“一帶一路”倡議——滕建群

      2019-09-25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年來,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其"共商、共建、共享"思想被看成是新時代國際合作的典範。然而,該倡議也引起西方國家的焦慮和不安。美國政客和學者將其與傳統地緣政治學說相提並論,認爲"一帶一路"倡議是爲中國邁向全球霸權服務的理論和方案,是"馬歇爾計劃"的翻版。[1]對此,我們必須厘清兩者間的區別。

      一、有人把"一帶一路"倡議與傳統地緣政治學說相提並論

        進入2018年,美國專家、軍情官員和議員就5年來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進行國會聽證。結論是:該倡議有當年美國對歐"馬歇爾計劃"的影子,對美國全球影響力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2]支撐上述結論的依據有三: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心髒陸地說"和斯皮克曼的"陸海邊緣地帶理論"。三種學說的核心是:控制地球的某一區域,即可控制世界。

        2017年12月17日,曾任特朗普競選主任、白宮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在日本發表演講稱:"19世紀和20世紀有三個偉大的地緣政治理論,它們塑造了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一帶一路'的大膽之處在于把三個地緣政治因素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完整的計劃。它結合了麥金德關于誰控制了中亞腹地,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的理論。亞曆山大、拿破侖、希特勒、彼得大帝,這些世界偉大的征服者都明白這一點,麥金德就是以此來創造出他的理論。'絲綢之路'的擴張是要把中亞這些重要的國家聯系在一起,用重商主義的市場模式真正把伊斯蘭教政治統一到一個市場中去,那就是'一路'……'一路'是馬漢理論的産物,這也是大英帝國和後來美國戰略計劃的基礎,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連接起來"。[1]

        斯蒂芬·班農強調,"誰用海軍,用港口控制世界島,誰就會控制世界。今天中國在波斯灣、吉布提、南海就這樣做了。他們把麥金德和馬漢的理論結合起來,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但是第三個步驟實際上更大膽,知道斯皮克曼的人不多。他的理論是關于從海洋向內陸的溝通線,是你應把侵略者遠拒于國門之外,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2]在班農看來,中國在海洋,特別是在南海上的行動,是讓美國無法對華發動大規模入侵、切斷美國印太聯系的關鍵,因此,各國必須加以抵制。

        斯蒂芬·班農聳人聽聞的演講的要點是:"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三種地緣政治學說,中國正利用該倡議謀求對世界的控制。[3]在中國迅速崛起、美國對華焦慮感上升時期,有人把"一帶一路"倡議描述成地緣政治學說,這顯然不是簡單的學術探討,而是在渲染"中國威脅論",把中美引入爭奪世界主導權的對抗。三種地緣政治學說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産生有各自不同的時代背景,認爲"一帶一路"倡議是控制世界的理論,不但含有偏見,且也十分危險。

      二、三種學說側重不同地域控制進而控制世界

        地緣政治上升到國家理論始于19世紀後期。[4]德國地理學家弗裏德裏希·拉采爾在1897年提出"國家有機體論",之後發表"生存空間"概念。"地緣政治"源于瑞典學者魯道夫·契倫,他用地理位置來解釋國際政治現象。"它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爲。它把地理因素視爲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爲的一個基本因素,這種觀點爲國際關系理論所吸收,對國家的政治決策有相當的影響。"[1]19世紀工業革命走向成熟,人們發現,海洋、陸地及海陸交界處成爲國家發展的集中地域,也是控制世界的重要手段。圍繞上述維度,三種地緣政治學說應運而生。

        (一)馬漢的"海權論"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撰寫的《海權對曆史的影響》和《海軍戰略》等著作,展示海權對國家的價值和有效性,提出強化海權的條件,認爲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海上力量,即海軍。他指出:"當海洋不只是一個國家的邊境,或者只是環繞一個國家,而且還把一個國家分隔成兩部分或者更多部分,控制海洋就不僅是一種欲望,而是一種攸關國家存亡的大事了。這樣一種自然條件,或者是促使其海軍誕生和強大,或者是使其國家軟弱無力。"[2]

        在他看來,海洋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誰掌握了世界的咽喉要道,誰就控制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和安全命脈,進而變相地控制了世界。他從曆史的角度把世界強權興敗與海戰聯系起來,提出爭奪海上主導權對主宰國家直至世界命運都會起到決定性作用,海權與國家興衰休戚與共。他認爲,海權的重要性有二:一是通過海軍優勢控制海洋;二是爲拓展海上貿易、攫取海外領地、獲得外國市場特權而造就的國家富裕和強盛的合力。所謂的"海權"既有軍事意義,也有國際貿易含義。一個充滿競爭意識的海洋國家必須掌握進攻性海戰艦隊。

        馬漢生活在美國開始向海外擴張的時代,不管是海上貿易,還是爭奪海外殖民地,美國海上力量確實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表面上,馬漢是在研究之前百年海洋對一個國家成長的重要性,實際上,他提出的海權論恰好適應了美國對外擴張的理論需要。作爲兩洋環抱的美國一直把馬漢的海權論當成治國興邦的基本策略。

        (二)麥金德的"心髒陸地說"

        1904年,哈爾福德·麥金德發表了題爲"曆史的地理樞紐"的論文,把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稱爲"樞紐地帶",是世界政治的樞紐。1919年,他將"樞紐地帶"一詞修改爲"世界島"的"心髒地帶(heartland)",範圍涉及歐亞非三大陸。麥金德主張,世界曆史可從地緣政治角度解釋爲陸權和海權的對抗,認爲兩個對抗者始終處于力量此消彼長、又經常勢均力敵的狀態。他提出,國際政治的中樞地帶是從東歐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平原的廣闊地域,並將該地區稱之爲"樞紐地帶"。"當我們考慮對這個廣闊的曆史潮流作迅速回顧時,不覺得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地理關系的持續性嗎?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1]麥金德設想,心髒地帶包括歐亞大陸邊緣的德國、土耳其、印度和中國等(內心月),還包括英國、南非和日本等。

        1919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麥金德將樞紐地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包括東歐和西伯利亞,他稱之爲"心髒地帶";把亞洲、歐洲和非洲大陸稱之爲"世界島"。他認爲,"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了'中心地帶';誰統治'中心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2]同樣,麥金德所生活的時代是亞歐列強相互爭奪陸地勢力範圍的時期,他對陸地心髒理論的描述對列強們的爭奪産生過深刻影響。

        (三)斯皮克曼的"陸海邊緣地帶說"

        進入20世紀,美國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認爲,並非是位于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帶造成對海權國家的威脅,而是位于心髒地帶和西方勢力控制的沿海地帶之間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才是世界主權之爭的要害所在。

        在他看來,世界的邊緣地帶在未來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將不斷地上升,並成爲統治沿海地帶的關鍵地區。這一地區擁有衆多的人口、富饒的自然資源和人類財富,在它的周圍有"一條與整個所謂海權國家聚集區相聯接的環繞大海的交通線",海路交通發達。斯皮克曼指出,世界財富所聚集的地區已不再是相對封閉和落後的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帶,工業革命以來,沿著歐洲和亞洲大陸邊緣發展起來的工業體系和貿易體系把世界的重心轉移到了邊緣地帶。斯皮克曼認爲,19世紀後,航海技術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海上貿易的堅實基礎,歐洲和美洲列強不斷把各自邊界順著海洋向前延展,同時不斷爭奪各殖民地間的緩沖地帶。因此,控制邊緣地帶就等于控制歐亞大陸,控制歐亞大陸就等于控制世界。

        斯皮克曼把世界劃分爲三個力量中心:北美洲及其沿太平洋沿岸地區、歐洲大陸及其沿海地區、歐亞大陸的遠東沿海地區。德國和日本結盟意味兩國將聯手控制歐亞大陸三個實力中心,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必須聯手英國等國家,保證其世界強國地位。斯皮克曼把麥金德所言改成——誰控制邊緣地帶,誰就統治歐亞;誰統治歐亞,誰就控制世界的命運。

      三、百年前的地緣學說成爲大國爭奪霸權的理論基礎

        地緣政治學說應時代發展而生,同樣也對時代的演進帶來影響。我們在這裏不妨只解剖麥金德和斯皮克曼是如何影響有關國家決策的。

        (一)麥金德的"心髒陸地說"

        二戰爆發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對歐亞大陸被軸心國占領感到擔憂。他說:"如果我們聽任美國之外的世界落入(軸心國)的控制,那麽軸心國在歐洲、不列顛群島以及遠東獲得的船艦制造設施將會比整個美洲現在的和潛在船艦制造設施多得多——不僅是多,而且多兩倍或三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傾其全力把它的海軍力量翻一倍甚至再翻一倍,軸心國由于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區,也將擁有足夠的能力和物質資源使其力量超出我們好幾倍。"[1]

        蘇德戰爭爆發後,美國遏制戰略主要決策者杜魯門宣稱:"如果德國戰勝,我們應該幫助蘇聯;如果蘇聯戰勝,我們就幫助德國,就那樣讓它們去厮殺,殺得越厲害越好。"[2]美國喬治·凱南描述控制心髒地帶的重要意義時說,蘇聯"在他們認爲時機適合和有希望成功的一切地方做出努力,來推進蘇聯政權的正式疆界。在目前,這種努力暫限于某些臨近的、被認爲戰略上直接需要的地點,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一旦潛在的蘇聯的政治力量擴張到新的地區,其他地方隨時都可能發生問題"。[3]冷戰開始後,麥金德的"心髒陸地說"成爲西方國家向蘇聯發起遏制的依據,杜魯門、凱南等人繼承了麥金德陸權理論的衣缽。

        蘇聯解體也沒有消除西方國家對歐亞大陸國家控制心髒地帶的擔心。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指出:"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現在,美國這個非歐亞大陸大國在這裏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這種地位,直接影響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4]他指出,從裏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這個歐亞大棋局是決定世界今後穩定與繁榮前景及美國主導世界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國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者國家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亞大陸,甚或極大地削弱美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5]

        冷戰剛結束時,西方國家向俄羅斯開出空頭支票——北約不會東擴。時至今日,北約已擴至俄羅斯近鄰。美國在東歐和東北亞地區分別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並不是簡單的軍事工程,而是擠壓歐亞大陸兩個大國的戰略手段。雖然美國公開宣稱部署該防禦系統主要針對伊朗和朝鮮,但其實際上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目的昭然若揭。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發表多份報告,提出要與中俄進行戰略競爭,認爲近期伊朗和朝鮮只是直接現實的威脅,從長遠看,中國的迅速發展以及俄羅斯的複興都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特朗普政府正在進行冷戰結束後美國最大一次戰略重心調整,試圖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多個領域圍堵歐亞大陸上的兩個大國。就目前說,特朗普能否完成戰略重心轉移,不單取決于他們的戰略目標,而且還要看美國是否有能力同時向俄羅斯和中國發起挑戰。

        (二)斯皮克曼的"陸海邊緣地帶說"

        斯皮克曼指出,現代航海與通信技術下,海洋不僅不是屏障,而且還是高速公路。因此,美國不能孤立,一定要介入歐亞維持權力平衡。"戰爭的結束不是權力鬥爭的結束。"斯皮克曼認爲,要避免完全消滅德國或日本,因爲在歐洲,"從烏拉爾山脈到北海的俄國不會比從北海到烏拉爾山脈的德國更好";而在亞洲也要避免完全消滅日本。俄羅斯是歐亞大陸最大強權,中國則是東亞的強權。德國要靠法國與東歐(包括俄國)平衡,而英美則必須維持歐亞大陸的海上與空中接點。而歐洲、中東與遠東的邊緣地帶將是戰後戰略意義最高的地區。而美國必須確保這些區域之中不會出現強權。因爲斯氏以中國的面積、地理位置、天然資源與人口預測,認爲中國將成爲大陸強權,到時美國不得不與日本聯手維持亞洲力量平衡。

        斯皮克曼寫道:"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必須被視作是位于大陸心髒地帶和邊緣海之間的一片中間區域。在海上勢力與陸上勢力起沖突時,這片區域能夠成爲一片巨大的緩沖地帶。面對這片區域必須能從海陸兩方面保衛自己並發揮作用。過去它不得不與大陸心髒地緣上的陸上勢力以及像英國和日本這些離岸島嶼的海上勢力作鬥爭。所以,這片邊緣地帶的水陸兩面性是其安全的基礎。"[1]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爲西方國家發起對歐亞大陸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遏制提供了理論依據。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國務院官員喬治·凱南還有其他遏制政策的發起者都從斯皮克曼處借鑒了許多思想。

        冷戰後,美國提出"由海向陸"戰略,要旨是:隨著蘇聯海軍的消失,美國海軍大洋交戰並控制公海的任務轉變爲控制沿海區域。邊緣地帶人口稠密、經濟發達、防守薄弱。美國海軍一方面要控制濱海區域,另一方面還必須具備有從海上向陸地投送力量的能力。從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推翻薩達姆政權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和盟國均利用了海上的優勢,對陸地目標發動打擊,達成戰略目的。繼"由海向陸"之後,美軍提出了"空海一體"作戰概念,[2]把海洋和陸地交界處作爲美國未來的主戰場,要旨同樣是加強對沿海區域的掌控。2015年1月,美國參聯會聯合參謀部主任、空軍中將大衛·高德弗恩簽署備忘錄,把"空海一體戰"概念更名爲"全球公域介入和機動聯合"概念,但是美國並沒有離開在海陸交界處的控制與爭奪。

      四、"一帶一路"倡議超越傳統地緣政治學說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提出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出訪東盟,在印度尼西亞提出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開始走進世界的視野,也成爲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闡述"一帶一路"的內涵和外延。"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也是世界曆史文化遺産。其精神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讓古"絲綢之路"煥發生機活力。

        "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原則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該倡議指的既是兩條有形道路,也是一種合作精神,各國自願參加,在這兩條路上共同努力,分享各自成果,謀求共同發展。其基本內涵是"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帶一路"貫穿歐洲、亞洲和非洲:一頭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另一頭是歐洲發達國家群,中間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封閉的,而是包容和開放的;建設過程中,不是中國一家獨奏,而是沿線國家合唱。5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該倡議被納入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中。意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說:"作爲一個意大利人,這是曆史性的一個記憶。當年的'絲綢之路',從威尼斯到中國,而現在(絲綢之路)又回來了。"[1]

      五、三種地緣政治學說不可與"一帶一路"倡議相提並論

        表面看,"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三種傳統地緣政治學說——"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涉及到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漫長海上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經過麥金德描述的心髒地帶。但是,把"一帶一路"倡議和三種地緣政治學說放在曆史和現實經緯度中考察,我們會發現,美國精英所做出的推論並不符合曆史軌迹、現實邏輯和未來趨勢。下面,我們將從時代背景、技術發展等領域進行探討。

        (一)地緣學說具有明顯的時空烙印

        任何理論的産生和發展及對國家決策和國際關系帶來影響,必然是時代的具體反映。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圍繞海洋、陸地及海陸交界處爭奪,成爲地緣政治學家的關注重點。15世紀末期,大航海時代開啓,地緣政治學說討論的範疇得以拓展到海洋。進入17世紀,隨著國際貿易和海洋航行的日益發達,公海自由理論應運而生。進入19世紀末,列強裝備槍炮,爲爭奪地緣優勢,各國不惜訴諸武力。兩次世界大戰中,地緣政治學說興起,很大程度上與交戰國瓜分勢力範圍有關。冷戰開始後,美國和蘇聯各建起軍事同盟,對抗的區域從陸地、海洋延伸到了外太空,由此出現"高邊疆理論"。[1]

        因此,地緣政治學說的産生及擴展無不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工業革命前,國家的國力源于遼闊土地和衆多人口,社會財富增長主要依靠農業和畜牧業。國家要想強大,就必須要建立強大的軍隊,通過攻城掠地和征服更多人口來獲得戰略性區域。陸權論的産生背景有著濃厚的農業革命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多場席卷歐洲的戰爭均有爭奪陸地主導權的意味。

        工業革命後,資本對市場和原料的需求遠遠超出國家的區域範圍,資本積累成爲社會財富增長的來源,其本性帶有濃厚的擴張性。各國政治領導人和商業巨頭們放眼世界,加之航海業發展,遠涉重洋進行貿易,成爲強國必然爭奪的新空間。強國通過掌控海權以征服更多的殖民地,獲取市場和資源。在此背景下,保持對海洋通道的控制就成了列強必爭之地,以此來鞏固和擴大各自海外殖民地以及阻止其他列強獲得更多的市場和原料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新確定了地緣政治的界限。戰後的反殖民主義風起雲湧,民族要解放和國家要獨立成爲地緣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加之核導武器的問世,大國決策者不敢輕易地訴諸武力解決紛爭。這一時期,三種地緣學說退出舞台中心,冷戰成爲地緣政治學說的核心內容。

        進入21世紀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進程加快。時代遠遠超出單一"地理+政治權力"的交彙,相互聯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地把各國捆綁到了一起。英國學者指出:"地緣政治學表現爲一種新的意識……舊地緣政治學的觀點側重于分析領土的某一部分,國家致力于對其最大利益的追逐,即使這些會導致對抗和戰爭,而通常它們的確會如此。它常見的主題是空間、權力和兩者間的關系","新的地緣政治學的觀點則是全球性的。它的根本主張在于,將世界作爲一個整體是研究具有全球性影響的諸多問題的有效途徑,沒有一個'區域'問題的解決是孤立的和脫離其更廣闊的背景的。"[1]

        傳統地緣學說的缺陷在于以某一空間爲基本點,從最初的海權和陸權,再到後來的邊緣地帶學說,都明顯地帶有時空限制。在看20世紀的地緣學說時,很多時候,理論家的總結成爲國家追求成爲帝國、進行殖民掠奪和擴張侵略,甚至戰爭服務的理論基礎。與傳統地緣學說比,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具有時代特點:它不以追求對某一地域的控制爲出發點,而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命運共同體。從國家發展戰略來說,中國既沒有戰略意圖,也沒有如此能力來控制海洋、陸地和海陸交界處。

        (二)技術進步催生出不同的地緣政治學說

        科學技術進步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從不同側面催生出地緣政治學說。新科學技術引起生産方式變化,帶來産業革命、國際分工、資本流動、資源和市場配置等的改變,這也促使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國際貿易的重大變化,爲地緣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和實踐空間。

        19世紀後期,美國率先發起以電力、鋼鐵、交通爲代表的科技革命,隨後迅速擴展到歐洲。這次全球性技術革命提高社會生産力,改變了生産關系,改變了戰爭的形態,形成壟斷和金融寡頭,形成國家利益集團,它們對海外市場的需要左右著國家機器的運轉,確保對海洋的控制就不言而喻地擺在國家決策者面前。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帶來了國際社會的互聯互通,國家之間交往的密度和頻率空前加強,相互依賴性大幅度提高,那種只主張控制某一區域的地緣政治學說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技術創新拓展了人類活動空間,不同空間的權力含義增加。三種地緣政治學說同樣帶有技術進步的色彩。繼風帆船之後,人類進入了蒸汽動力時代,馬漢的海權學說正是人類運用海洋運輸技術、利用海洋謀求國家權力的寫照。20世紀初,鐵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海權的優勢,尤其是內燃機車和現代化公路網建設,讓地面的機動性超過了海洋。從此,廣闊的歐亞大陸在世界地緣政治中就成爲重要的競爭場。麥金德由此認爲,一度曾經有利于海上實力的技術在20世紀初開始轉向了有利于陸上實力,提出了"心髒地帶"理論。而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在海洋、陸地、空中的活動呈現出融爲一體的特性,而繁榮國家的財富更多地集中在陸地與海洋的交界處,這一區域就是斯皮克曼所描述的"陸地邊緣地帶"。

        20世紀7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世界形成了更加相互依存的密集網絡。"從廣義上來說,我們已經從一個建牆把大家分割開來的體系,轉入一個建立萬維網,把大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體系。"[1]人類正向新空間——網絡空間邁進,地緣政治也呈現出全球網絡化的趨勢:全球互聯網、通訊設施、數據庫、有線電視,這一切讓對資源和市場的依賴和動作進入了新的空間。這一空間完全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國內和國外的嚴格限制。任何國家在確立自己的內政和外交時不可能只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空間。

        一個開放互利的合作模式必將取代舊有的資本、市場和原料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必須把本國的地緣政治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甚至全球的地緣政治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強國只有獲得被其他國家認可的國家利益,並通過相關的國際機制加以安排,才能保證這些利益能夠得以鞏固和發展。全球化條件下的地緣政治必須獲取共同承認的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單維的陸地、海洋或陸地與海洋的交界處。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是人類技術進步的結晶。它提倡的"五通"都需要有當代技術提供支撐,反過來,"五通"也必然會促進技術的升級和進步。

      六、"一帶一路"倡議引領時代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絕對不是三種傳統地緣政治學說的融合,在爲中國稱霸世界提供理論服務,它更不是簡單的陸權和海權或者邊緣地帶理論的實踐。

        第一,它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政治多極化使任何國家不能像過去那樣唯我獨尊,單打獨鬥。經濟全球化讓各國在世界産業鏈條上的位置環環相扣、相得益彰,國家間的經濟生活相互依存度不斷攀升。社會信息化讓資源、資本、人才、信息、市場配置加速演化,閉關自守只能是與世界脫離。文化的多樣性也爲我們生活的地球增彩,一枝獨秀難以長久。"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1]

        第二,它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第三,它提出了充滿中國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爲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2]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期,不同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應對姿態。特朗普入主白宮後,頻繁退群,表現出狹隘的單邊主義傾向,發起的貿易戰更令國際社會感到寒意。在這樣的背景下,諸如"一帶一路"的中國方案就顯得尤其重要和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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