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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治下的美日同盟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凌胜利 刘琪

      2019-09-25
        

        【內容提要】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戰略的重要支撐,其調整變化對于地區局勢産生了重要影響。特朗普執政以來,受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其對外政策呈現出孤立主義、少邊主義、交易主義等特點,美日同盟也因此出現了一些新變化。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戰略盡管仍不明確,但其對美日同盟的倚重不會改變。美日同盟走向將深受地緣政治、中國因素、防務分擔、貿易摩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雖然美日同盟關系仍然緊密,但並非線性發展,雙方之間的貿易摩擦以及軍費分攤問題在特朗普上台後表現得更爲突出。【關鍵詞】日本安保法制美日同盟中國周邊安全中日關系

        【作者簡介】淩勝利,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劉琪,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生。

        亚太同盟体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与强化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重要途径。[1]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影响着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也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特朗普上任以来,尽管2017年3月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曾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2],但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并不明确,“印太”战略是否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不确定性。在对同盟关系的处理中,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特点突出,这也使得美国亚太盟国面临着“特朗普冲击”,美日同盟也因此出现调整,这一系列新动向值得关注。

       

      一、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特點

       

        特朗普作爲政治素人,其上台一年多來的對外政策頗具個性色彩,這也使得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決策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將美國國內利益擺在第一位,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導向;[3]商人出身也使得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具有明顯的“交易主義”色彩,更多以經濟成本——收益來進行政策評估;“軍人情結”[4]則可在特朗普內閣的組成、軍費投入中窺見一二。分析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能夠增進對其對外政策特點的了解,進而有助于對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日同盟調整進行探究。

        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並成爲一個標志性的國際“黑天鵝”事件,與他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密不可分,而這一環境也成爲特朗普執政後制定對外政策時的限制性因素。從國內角度看,一是在經濟上,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即使是美國也不例外,美國國內近年來呈現出失業率上升、中産階級資産縮水的境況,民衆對經濟生活強烈不滿;二是在政治方面,難民潮和宗教問題引發的暴動和襲擊牽動著人們的神經,政治精英卻對此束手無策,導致美國內民衆對政治精英缺乏信任,認爲其無法代表自己的聲音;[1]三是在社會層面,在政治和經濟困難的雙層夾擊下,社會出現反精英主義、排外主義,湧起一股反建制主義浪潮。從國際背景的角度看,特朗普上台時東北亞局勢日趨緊張,朝鮮核問題成爲不得不解決的熱點問題;而被美國一直作爲“假想敵”的中國力量的增強也讓特朗普感到威脅。長期充當世界警察角色使得美國國力消耗巨大,而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也使得新興國家實力大增,美國霸權地位面臨沖擊。

        面對內外複雜的環境,特朗普秉承何種外交理念,又將在其任職期間制定何種外交政策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學界普遍認爲,擔任總統的經曆將會改變特朗普本人對于國際政治原先的認識,但是在其執政初期,他所制定的外交政策還是會表現出極其鮮明的個性色彩。[2]一般來說,通過研究領導人以往的執政經曆和個性特征,可以對其外交理念進行簡單的評估,但是由于特朗普沒有從政經驗,無法確定其外交偏好,因此其對外政策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雖然缺少這一方面的參考,但特朗普的言行和職業生涯卻能夠爲我們研究其對外政策提供一定的參照。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特立獨行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作爲一名資深商業人士,特朗普十分關注美國在經濟上的表現並有其獨特的解讀。通過分析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對外政策,可以總結出其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奉行“美國優先”,表現出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問題要求特朗普必須直面民衆的心聲——優先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作爲特朗普競選時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也透露出其政府的內外政策導向將呈現國內優先的態勢。與之前幾位總統相同的是,特朗普不會放棄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不同的是,特朗普是希望以低成本的方式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相對于規則、秩序而言,特朗普更看重美國實力的增強,並將其視爲美國霸權的核心基礎。

        二是明顯的“少邊主義”,奉行“以我爲主”的“經濟優先”政策。特朗普認爲,美國應通過改革稅制和鼓勵科技創新來重新發展本國的制造業,同時就地區和雙邊貿易協定修訂進行談判。[1]首先,將制造業市場從中國、日本、墨西哥轉移回美國,振興美國經濟;其次,嚴厲打擊彙率操縱國;最後,就有損美國利益的多邊或雙邊貿易條約重新進行談判。[2]特朗普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實現美國制造業的複興,縮減貿易逆差,擴大農牧業産品的出口,吸引外國投資,增加就業崗位。在經貿問題上過于自私的考慮,使得美國與盟國的經貿關系調整成爲重要內容。在國際上,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少邊主義”色彩明顯。上任伊始,特朗普就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議”(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拒絕參加多邊協定,強調雙邊談判,這些無不體現了其“少邊主義”的政策取向。

        三是在外交上奉行“現實主義”原則,凸顯機會主義色彩。特朗普在外交中善于運用交易技巧,將對外政策中的諸多議題相互聯系,形成了其鮮明的“挂鈎”外交。他以商人的眼光看問題,認爲付出了就要有回報,在談判中冒更大的風險就有可能獲得更大收益。這也體現在美國及其盟友之間的關系往來上。特朗普主張美國與盟國之間要建立一種“權責均等”的合作機制。他認爲,長期以來美國爲盟友提供軍事保護,但是盟國並未對軍費開支進行同比例的承擔,所以盟國要分擔美國的軍費開支,提供資金支持。這種只關注眼前利益的政治思維表現出濃厚的機會主義色彩。[1]

        四是以“交易主義”方式管理同盟關系,不斷向盟國卸責。上任以來,特朗普雖然在對外政策方面依然倚重盟國,但是在同盟關系處理方面更注重美國利益,將對盟國的安全保護視爲有價商品,在同盟責任分擔等問題上不斷向盟國推卸責任,如將同盟責任與經貿議題挂鈎。

       

        二、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日同盟關系

       

        特朗普執政以來,美日兩國政要進行了多次的互訪、通話,不過由于特朗普對外政策鮮明的個性特點,美國外交呈現出“美國優先”“交易主義”等特點。美日兩國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摩擦不能因爲美日同盟表面的堅固而被忽略。作爲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美日同盟關系在特朗普上台後的變化、調整,將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和地位。

        (一)政治關系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日雙方領導人通過會晤、通話等方式進行了多次交流,雙方領導人聯系密切。截至2018年5月22日,美日雙方領導人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共通話23次[2],其中大部分通話都是圍繞朝核問題進行討論。美日首腦雙邊正式會晤共進行了3次,分別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于2017年2月10日、2018年4月17—20日兩次訪美;美國總統特朗普于2017年11月5—7日訪問日本。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曾因勸說特朗普不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而向其遞交書信一封。在會晤和通話中,美日領導人圍繞美日貿易、日本安保問題、兩國同盟關系以及共同應對朝核問題進行了交談。其中,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是談話中較爲艱澀的話題,美國想要通過雙邊談判,以犧牲日本利益爲前提,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特朗普還幾次提到要求日本承擔全部軍費開支,但是安倍並沒有答應。總的來說,美日同盟在特朗普上台後政治往來更爲密切,但在親密的表象下是尖銳的分歧。特朗普在經濟和安全上對日本的過高“期望”,將成爲美日政治同盟關系強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二)經濟關系

        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在就任後宣布美國退出TPP,這對以TPP爲基石的“安倍經濟學”來說是一次重創。更讓安倍感到頭疼的是,特朗普希望以雙邊方式推進貿易談判。日本方面普遍認爲,如果啓動雙邊磋商,日本將面臨比TPP更艱苦的談判,“如果進行雙邊自貿談判,日方要做出更多讓利,平衡日美貿易逆差,特朗普也肯定會拿貿易逆差做文章,日本必須做出讓步”。[1]2017年11月特朗普訪日期間,在會見美日兩國工商界領袖時,對美日貿易進行了猛烈的批評,表示日本市場是不公平的,日本在過去數十年裏一直是這方面的贏家,美日雙方必須解決存在多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2]此外,特朗普在與安倍的通話中也幾次提到美日貿易問題。[3]雖然日本在2017年增加了對美直接投資,但是美日兩國的貿易逆差和雙邊貿易協定等問題非但未得到有效緩解,甚至引發了更多問題。

        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在近期出台措施对出口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1]日本作为对美钢材和铝材主要的出口国,新关税政策实施后经济利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安倍晋三访美期间,在美日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又再次提及美日贸易问题,并表示要减少美日贸易不平衡和消除美国出口障碍,减少美日之间不公平、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推动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因为这对美日两国都有利。[2] 长此以往,日趋严重的美日贸易摩擦将影响美日同盟的稳固性。

        (三)安全關系

        安全關系是美日同盟的基石,近年來,雙方圍繞著同盟權責分擔、海外軍事行動、釣魚島協防等問題不斷協商。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發布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美國需要其盟友做出相同的努力——實現現代化、獲得必要的能力、提高戰備狀態、擴大軍隊規模,以及具有明確贏得勝利的政治意願。[3]面對美國希望日本承擔更多的安保責任,日本將有更大的空間發展本國的軍事能力,日本自衛隊將有機會參與到國外的軍事行動中。這不僅會導致日本在國際安全事務中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政策及行動,而且將對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與安全帶來重大影響。[4]隨著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生效以及日本修憲的可能性,國內法律對其軍事活動的約束力越來越弱,美國將成爲牽制日本的最後一道關口。

        朝核問題是特朗普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的一個重要安全問題。美國要想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日本等盟國的合作尤爲必要。2017年訪日期間,特朗普就要求日本大量進口美國的反導系統和最新銳的F-35A隱形戰機。這些武器將爲美日軍事合作提供良好的設備條件。除了進行軍火交易外,美國還與日本進行聯合水雷戰演習等多次軍事演習。

        總之,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日同盟在同盟防務分擔、海外軍事行動、地區安全問題、軍火交易、聯合軍事演習等問題上進行了磋商,盡管存在一些分歧,但同盟安全合作還是持續強化,對地區和全球的影響會有所增加。

        特朗普執政以來,在亞太戰略方面目前是破而不立,不過對同盟關系的倚重這一態勢很難改變。相比奧巴馬政府時期,特朗普與安倍通話的次數十分頻繁,安倍爲了國家利益而迎合特朗普的個性需要,雙方領導人相處融洽。但是國家之間的交往並不是領導人之間的交往,兩國之間的利益分歧會對雙邊關系産生重要影響。雖然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日之間同樣存在經濟、安全方面的問題,但是奧巴馬政府的對日政策並沒有出現“交易主義”“美國優先”“經濟優先”的傾向。而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特點決定了美日之間的經濟貿易、防務分擔是兩國不可避免的摩擦點。此外,特朗普有意“鼓勵”日本發展更大的軍事實力,給予日本更多的軍事發展空間將會增加美日同盟對地區和全球影響,但也會增加美日同盟協調的困難。

       

      三、特朗普政府對日本政策調整的原因

       

        冷戰後,美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的主要威脅有兩個:一是核擴散、“流氓國家”和國際恐怖主義的致命混合;二是以中國爲代表的崛起大國挑戰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1]特朗普政府對日政策的調整同樣受到這兩方面的影響,美國2017年推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是明確將大國威脅放到首位。[1]朝鮮半島的核威脅在特朗普政府看來已經非常緊迫,必須團結盟友共同應對;而美國國內的經濟困境和國際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也促使美國不得不借助與盟友的合作來增強其在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一)政治上堅持“讓美國再次偉大”

        與美國權力侵蝕相反,新興國家蓬勃發展,這使得美國意識到霸權地位受到沖擊,急需重振美國的實力。注重發展與盟友的關系是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特點之一,這是出于通過強化同盟以增強美國實力的考慮。特朗普上台以來有意推行“印太”概念,將亞太地區擴展爲範圍更加廣闊的印太地區,也是爲了加強與盟友和戰略夥伴的合作,增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和掌控力。不論是亞太還是印太,日本都是至關重要的盟國,可以說,與日本強化同盟關系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戰略支撐。此外,要解決朝核問題特朗普政府也需要與日本加強合作。朝核問題是重塑美日同盟關系的外界刺激,使其同盟關系在目標上更加契合。正因爲如此,特朗普與安倍的通話才非常頻繁。

        (二)經濟上堅持“美國優先”

        早在競選時,特朗普就表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的經濟活動讓美國財富外流,而國內卻“久旱無甘霖”[2],因此決意撤出全球化的經濟模式。這可以說是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顛覆性變化,即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二戰以來美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特朗普從經濟民族主義的視角看待美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系,認爲美國在二戰後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中吃虧。[1]他認爲,美國在以往參與的多邊協議中,並未爭取到自己應得的權利;多邊協議的框架限制了美國的應得利益,造成了國內經濟失調;只有退出多邊協議,通過雙邊談判,才能更多地確保美國利益的獲得。[2]這導致其制定外交政策也傾向于從“零和”的角度審視國際關系,特別是國家間的經濟關系。

        對日本而言,美國退出TPP是對日本經濟的極大打擊。長期以來,TPP作爲“安倍經濟學”的主要支撐是安倍促進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指導方針。近年來,日本經濟並未呈現良好的增長態勢,巨額的國債也讓安倍政府深受其苦,而致力于建立環太平洋國家統一經濟市場、移除貿易壁壘的TPP對于安倍政府來說的確是一個福音。如獲通過,TPP將直接拉動外國資本在日本的直接投資,提振日本經濟。[3]TPP雖然對于日本國內受保護的農業有一定沖擊,但卻能給擁有爲數不多外企的日本注入新的經濟增長活力,開啓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因此,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決定對安倍政府是一次重擊,這也是爲什麽在缺少核心力量美國的情況下,日本還要積極地與歐盟各國協商建立“後美國時代的TPP”。此外,美國退出TPP也使得安倍希望美日兩國主導建立經濟同盟的願望落空,無法形成堅固的經濟陣營以增強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無論是從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前景還是日本想要謀求更多的地區勢力而言,特朗普退出TPP都對日本構成了很大的沖擊。雖然安倍仍嘗試勸說特朗普重返TPP,但對于以追求雙邊貿易協定維護本國利益的特朗普而言,退出TPP是新政府的主要經濟舉措,並不會輕易改變。

        (三)安全上貫徹“以實力求和平”

        特朗普認爲,軍事實力是應對挑戰的關鍵能力,是國家影響力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根本保障,特別強調軍事實力是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最重要基礎。因此,特朗普強調美國要消除防務封鎖,支出必要的經費來重建軍隊,以形成具有足夠優勢的最強大的軍力。[1]同時,美國還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與美國合作的國家。此外,特朗普的“軍人情結”也是美國加大軍事投入、強調以實力說話、簽發新《核態勢報告》、對朝鮮極限施壓的重要原因。從曆史經驗來看,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增強本國的軍事能力並與他國建立軍事同盟;二是削弱他國軍事實力或瓦解他國軍事同盟。對于美國這個當今世界擁有盟國最多的國家而言,依靠第一種方式來實現軍事實力相對增長更爲容易。不過作爲同盟的主導國,美國自身實力的強大是維系同盟關系、同盟信任的重要基礎。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簽署了2018財年的《國防授權法》,計劃軍費總額高達7,000億美元,[2]相比2017年軍費增加了800億美元,約增長了13%。[3]相對于科技、外交等預算的削減,軍事預算的增加非常顯眼。

        作爲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日本毫無疑問地成爲美國構建亞太牢固軍事鎖鏈的重要同盟對象。2017年11月訪日期間,特朗普就專程到訪駐日美軍橫田基地,顯示了他對駐日美軍和美日同盟的重視。作爲特朗普政府處理同盟關系的特點,“交易主義”在美日軍事同盟上也得到了體現,主要表現爲美國爲日本提供軍事保護,而日本則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爲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放縱”日本修憲,同意其購買更多的先進武器,希望日本發展軍事實力以分擔美國世界超級警察的壓力;而另一方面,美國則要求日本分擔更大比例的駐日美軍的防務開支。自1978年日本首次爲駐日美軍承擔“體貼預算”之後,美國多次與日本簽訂特別協定,要求日本增加對駐日美軍費用的預算。2015年,日本僅支出的“體貼預算”就已經高達1,900億日元,政府財政不堪重負。[1]2016年度的“體貼預算”爲1,920億日元,而這部分本應由美軍自己承擔的費用,日本已經承擔了近9成。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綜合所有日本承擔的軍費,其一年要向美國繳納約7,600億日元(約合67億美元),占駐日美軍經費支出的54%。對于特朗普要求日本“全額”承擔駐日美軍費用的表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防衛大臣稻田朋美近日陸續發聲,拒絕負擔更多。[2]駐日美軍的軍費開支是美日兩國合作中的一個摩擦點。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維持霸權的目標和能力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自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開始收縮對外戰略。但是特朗普政府與奧巴馬政府不同的是,其將美國國內事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不重視向外輸出西方的價值觀念。特朗普政府雖然還無明確的對外戰略,但總統個人的商人特質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同盟關系中“交易主義”的特點體現得尤爲明顯。

       

      四、美日同盟關系的未來走向及其影響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日關系總體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兩國利益訴求比較契合,但是兩國的分歧依然存在,因此未來兩國關系變數仍存。

        (一)積極方面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爲重要的盟友,是美國主導亞太地區的重要支撐。日本良好的地理位置使遠在西半球的美國能夠將其勢力伸向亞太腹地,爲美國構建安全島鏈、進行遠洋巡航、威懾亞太提供了天然平台。只要美國還想維持其在全球的霸權,美日盟友關系就必須加強。地緣因素對美日同盟關系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從經濟方面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中國經濟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多邊合作,國際影響力極大增強,使得美國對其世界霸主地位感到擔憂。面對共同的“中國威脅”,美日兩國找到了加強合作的動力。對美國而言,日本處于亞太這一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美國要想保持經濟繁榮、振興其制造業,需要發展好與日本的關系,共同加入到亞太經濟發展的大家庭中。從2011—2016年,日本一直是美國的第五大出口國,而美國則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國(詳見表1)。[1]

        表1  美日双边贸易全部出口商品金额对比表

       

      年份 美国对日本出口商品金额(亿美元)         日本对美国出口商品金额(亿美元)

      2010 604.69        1203.38

      2011 657.92        1276.75

      2012 699.72        1420.85

      2013 652.14        1345.40

      2014 668.26        1307.73

      2015 624.41        1263.87

      2016 632.62        1305.86

       

        从日本的安全需要来看,自二战以来,美国就承担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工作,现在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支持;而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也满足了美国免费使用其军事基地的需要,同时也能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美国要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必须与日本加强关系,这将要求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下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1]

        (二)消極方面

        特朗普堅持以“美國優先”爲導向,以利益界定威脅,將貿易談判與同盟關系挂鈎,試圖建立一個以權力爲基礎的亞太安全網絡。從目前看,特朗普政府的亞太安全戰略有三個核心支柱,即美國對亞太盟友進行戰略再保證、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防務分攤再平衡、在解決朝核問題及制衡中國的同時尋求與中國的戰略協調。[2]雖然特朗普承諾給日本安全保障,但是卻要求日本分擔防務開支,這對于日本國內的經濟情況而言,確實十分困難。據《每日新聞》報道,日本政府肩負超過1,000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1萬億元)的債務。嚴峻的財政形勢使日本很難大幅增加對美國的軍費補償,與美國的期待有不小的差距。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政治學教授朱建榮表示,鑒于日本經濟低位徘徊,財政捉襟見肘,難以承擔特朗普所期待的軍事費用。[3]而安全方面的另一重大問題則是美國對朝鮮核問題的處理方式,對于美國發布的新《核態勢評估》報告,有學者猜測這會使日本擁有核武器的想法蠢蠢欲動。[4]日本如果發展核武器,那麽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關系將會成爲美國政府的一大難題。

        2018年1月22日,在日本第196屆例行國會會議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強調了美日同盟關系的重要性,表示要加強與美國的戰略合作,繼續完善亞太地區合作機制。同時,他以朝鮮開發核武器和導彈威脅日本安全爲由,表示將引進陸基“宙斯盾”反導系統以增強日本防衛能力,並推動今年年底修改防衛大綱。[1]日本借安全防衛爲由,引進反導系統,企圖修改新安保法和憲法,展露了日本想要增強自我安保的軍事意圖。如果這一目的實現,日本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將會下降,將來有可能逐漸“脫美”。

        在貿易方面,美國在對日貿易中長期處于貿易逆差地位。據《日本經濟新聞》消息,2016年美國對日本的商品貿易逆差達到689億美元,成爲繼中國之後的美國貿易逆差第二大國家,而被特朗普批評爲不公平的汽車貿易對日逆差也增至526億美元。[2]巨大的貿易逆差是美日關系中最爲現實的消極因素。2017年11月訪日期間,特朗普就曾對此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認爲“美日之間每年存在700億美元的巨額逆差,對日貿易是不公平的、不自由的,也不是互惠的”。[3]而此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在首次美日經濟對話中也曾談到,美國希望與日本建立穩固且更加均衡的貿易關系,有意把修訂雙邊貿易協定納入考慮磋商範圍。[4]日本財政大臣麻生太郎表示,雖然美日之間確實存在貿易逆差,但日本並不會通過雙邊自貿協定來抵消貿易失衡。而在第二次美日經濟對話中,雙方也沒有就此達成一致。

        自特朗普上台至今,美日兩國的經濟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勢,關稅成爲特朗普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手段。2018年3月,特    朗普對美國進口的鋼材和鋁材啓動“232調查”條款,日本作爲重要盟國並未得到特殊照顧。[1]這無疑令日本十分失望。但考慮到美日之間的貿易紛爭和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特點,這一舉措似乎又並不意外。4月份,日本首相安倍訪美,與特朗普討論對日征稅、重返TPP、美朝會晤等主要問題。在聯合記者會上,特朗普又將矛頭直指美日貿易的不平等性。經貿問題成爲美日同盟發展的攔路虎。

        (三)總體評估

        通過分析美日同盟中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可以發現現階段美日同盟發展的積極條件大于消極條件。美國憑借盟國日本地理位置的優勢,既可以在亞太占有一席之地,又能通過吸引亞太的投資刺激本國經濟發展;而安全上,中國的發展被美日視爲一種威脅,共同的“敵人”讓其同盟有了強化的理由。但是,同盟內部的經濟摩擦卻一直是兩國關系發展的阻力。多次協商未果後,特朗普政府發動經濟攻勢,對日本出口美國的鋼材和鋁材征收高額關稅,這顯然是出于美國對日本把控的自信,因爲日本對美國軍事上的依賴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替代的。雖然日本拒絕了美國修訂雙邊貿易協定的建議,但卻積極從美國購買武器裝備以緩解貿易逆差帶來的壓力。

        此外,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谴责日本在驻日美军费用分担上未尽到责任,但其执政以来,驻日美军的数量较奥巴马时期却有所增加(2016年,驻日美军服役38,818人[2];2017年,驻日美军服役44,889人[3])。其原因在于在退出TPP 后,美国要保持其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霸权地位,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军事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总体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对日政策还是会延续一贯的同盟政策,但受上述消极因素的影响,美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可能存在一些摩擦,但不会影响美日同盟的总体加强趋势。

      結語

        由于美國戰略利益的客觀存在,特朗普的執政不可能徹底顛覆美國對外戰略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確保美國在國際體系中主導地位的政治意向仍然會體現在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之中。美國會以駐軍安保爲籌碼進行議題挂鈎,來協調美日貿易逆差,加強美日同盟關系。特朗普上台後,美日關系雖然不再依據“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但是特朗普的亞太同盟戰略與奧巴馬時期並沒有發生顛覆性改變。作爲美國在亞太乃至世界的重要盟友,美國要實現自己的外交戰略必須要得到日本的支持。從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等來看,亞太地區在美國國家戰略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基于特朗普政府對亞太地區的重視態度,美日同盟依然會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美日之間因爲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交易主義”等政策特點帶來了“特朗普沖擊”,但美日同盟在近期的強化態勢不會改變。隨著中國實力增強對美日同盟的影響增大,中國因素已成爲影響美日同盟關系的重要因素。不過美日同盟在對華政策上不乏分歧,中國對于美日同盟可以通過外交、經濟、安全等多種手段進行影響,緩解中國崛起所面臨的美日同盟壓力。

        【收稿日期: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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