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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同盟與中日關系——袁征

      2019-09-25
        

          【作者简介】袁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這是時隔八年之後中國總理再次訪日,表明中日關系正在逐步改善。在中日關系重新走上正常軌道之際,本文試圖從美日同盟的角度來解讀一下中日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一、美日同盟的日趨強化

        同盟體系是美國的“霸權之翼”,是美國權勢的重要支柱。在亞太地區,冷戰後美國一直試圖強化雙、多邊同盟體系,以更好地發揮“離岸平衡”的作用:從前是美日、美韓、美澳等雙邊同盟;現在是努力構築美日韓、美日澳,或美日印澳多邊同盟機制。

        美日同盟是美國最重要的同盟關系之一。它形成于冷戰期間,主要是對抗來自蘇聯的威脅。冷戰結束後,由于主要對手的解體,美日同盟一度處于“漂流”狀態,但很快就找到了新的針對目標。

        尽管经历过波折,但美日同盟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实际上,美日同盟正在经历从之前相对单纯的军事同盟(military pact)发展为现在全方位的安全机制(security institution)。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先后经历了三次调整。美日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再拓展到“应对全球挑战”,日本自卫队逐步向海外拓展,实际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加强美日同盟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安倍再度上台后,美日之间加快了合作的步伐。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全球范围内“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与反应。

        除朝核問題之外,應對中國的崛起是美日同盟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美日在制衡中國方面有共同需求。進入新世紀,面對中國的不斷崛起,以及維護自身在西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不斷通過各種舉措來強化同盟,甚至不惜“放日出籠”,同意和鼓勵日本修憲,允許日本自衛隊出征海外,力圖彌補同盟中長期存在的短板,使整個同盟更有效力,更具威懾力。而日本則以此作爲跳板,尋求美國在日本成爲“正常國家”和實現其大國抱負上的支持,試圖修改和平憲法,提升軍事力量,以實現防衛自主的目標。美日同盟的強化必然關系到西太地區的安全形勢,給中國的外部環境帶來不可低估的影響。

       

      二、美日印太戰略協調與合作

        特朗普上台以來,明確提出了“印太戰略”構想,更加強調印度的作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並不是一個新東西。實際上,自克林頓時期開始,美國就非常重視同印度的關系,重視印度在地緣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小布什時期,美印關系就不斷加強。到了奧巴馬後期,美印關系頗爲火熱。以2017年11月美日印澳越南岘港非正式會議爲起點,已經著手開始打造四國協調機制。

        從早先“印太”概念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提出,日本是主動的建構者、積極的推動者。相較于其他國家,日本政策宣示更早,積極性也更高。實際上,日本提出的一些理念也融入到美國印太戰略之中。日本之所以如此積極地推動印太戰略,原因也並不複雜:一是維護日本從中東、印度洋到西太地區的海上生命線的安全;二是配合日本成爲“正常國家”進軍海外的海洋戰略;三是有意聯手圍堵中國的崛起;四是對沖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也就是說,日本大力推進印太戰略是和日本自身的戰略目標相結合的,諸如應對地緣格局變動並制衡新興大國中國的崛起、實現安保自主化等。

        美日在印太戰略上的協調有不斷強化的趨勢。除了加強安全合作外,日本還正在試圖推動將基礎設施建設也作爲印太戰略的組成部分。在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將更多精力放在美國國內發展的情況下,日本希望承擔更大的責任,推進四國協調機制的發展。未來,特朗普政府更多是扮演領導角色,而日本則會出錢出力,有意將四國協調機制做實做大,不斷向前推進。

       

      三、特朗普政府對美日同盟的態度

          特朗普上台执政,让日本长舒一口气的是这届政府依旧重视同盟体系,强调美日同盟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都强调美国的同盟和伙伴体系依然是美国全球安全的支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盟友对于回应共同威胁(如朝鲜)和保持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非常关键。该报告明确指出,“欢迎和支持我们关键的盟友日本担负强有力的领导角色。”

          然而,特朗普对盟友的态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秉承的“美国优先”原则,要求包括日韩在内的盟友担负更多自身防卫的义务。《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的同盟是基于自由意愿和分担责任的基础之上;美国将承担义务,但也希望盟友和伙伴能公平地分担互惠集体安全的责任。特朗普一度公开表示,如果日韩不能够分担更多的自我防卫义务,那么美国将考虑从这两个国家撤军。这让日本忧心不已,迫使安倍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就匆匆忙忙赶往华盛顿。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不顾日本的反对,执政之初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让日本倍感挫折。还有就是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不仅对华施压,也对日本不断施压,贸易摩擦引发日本的极大担忧。一方面是美日贸易摩擦。削减贸易逆差是特朗普主要竞选承诺之一。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为688.5亿美元,位列第三大贸易逆差国。前不久安倍访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就促成“自由、公正和互惠贸易协定”展开新一轮磋商。而特朗普对重返TPP兴趣不大,更愿意与日本展开双边贸易谈判,以削减美国对日“巨大贸易逆差”。满怀希望的安倍最终也没能说服特朗普就征收钢、铝产品高关税对日本“网开一面”。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引发日本的高度关注。毕竟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中日双边贸易额最高峰时曾突破3,400亿美元,近两年一直保持在2,700亿美元左右。一旦中美贸易战爆发,那么日本在华企业的对美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这些产品的原产地都是标注中国,挂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账单上。

          一边是中国的日益强大,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另一边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自私自利,无视盟友的诉求。这两个方面都迫使安倍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一定调整。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的深层次原因。

       

      四、中日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由于美日同盟日趨強化的態勢,美國因素是影響,甚至某種程度上左右日本對華政策的外部因素。時至今日,影響中日關系有四大問題。而在這四大問題當中,美國因素都或多或少地發揮著作用。

          一是历史问题。中国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则出尔反尔,不敢正视侵略历史。在历史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含含糊糊,也和美国当初出于冷战需要、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侵略问题有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在日本侵略、慰安妇等问题上还是不能容忍日本走得太远。其总体态度是极力淡化美日战争的历史,强调和解,但不能容忍日本全盘否定侵略战争历史;同时对于日本发展军备也有底线,即不能容忍日本拥有核武器,而是由美国来提供核保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来加大对日本的影响和掌控,防止日本自行其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在对日的一些问题上还是有利益交汇点的。

        二是領土爭端問題。釣魚島的歸屬是中日間領土爭端問題,近年來你來我往,趨于尖銳化。盡管美國並沒有承認釣魚島是日本領土,甚至美國國會研究局曾發布報告認定釣魚島曆史上歸屬于中國,但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日本的施政之下,屬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範圍,美國反對任何試圖損害(日本)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施政的單方面行動”。不僅如此,美日還在釣魚島方向加大了軍事部署。在台灣問題上,美日聯手應對台海局勢的變化,發展同台灣的關系,實際上爲中國的統一大業設置了障礙。

        三是地緣安全問題。一段時間內,日本將中國視爲其在東亞地區主導地位的威脅。因此,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目的之一就是爲自身擴大軍備、解禁自衛隊做鋪墊。在戰略布局上,日本也將重點防範對象指向中國。美日在聯手制衡中國崛起的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美國有意發揮日本的牽制作用;而日本則依托美日同盟實現自身的安全訴求。美國駐軍日本,使得強化美國軍事前沿存在的意圖得以落實。可以說,美日同盟的戰略布局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戰略空間。

      四是戰略互信問題。上述三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中日雙方很難建立起戰略互信。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被納入到美國的亞太戰略軌道當中,而日本也有意借助美國來圍堵中國的崛起,並試圖“借船出海”,實現日本“正常國家地位”。由此,本就因爲曆史、領土爭端問題而摩擦不斷的中日關系更加複雜化。

        總而言之,中日關系短期內要得到實質性改善所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我們不要對一次高層訪問抱太高的期望。不過,中日畢竟是近鄰,兩國改善和穩定關系,不僅有利于維護兩國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助于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改善和穩定中日關系符合兩國的利益。

      【收稿日期: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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