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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時代“戰略機遇期”的再思考--王棟

      2019-09-25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这是我党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判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2] 2017年,在新时代条件下“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如何重新理解其定义与内涵并进行把握?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深入讨论。

       

      一、新時代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否仍存在

       

        自從黨中央作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以來,中國的安全環境發生了許多深刻變化。特別是2008年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積極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戰略重心東移,對中國構成一定戰略壓力,使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趨于複雜化。目前,國內學界對于“戰略機遇期”問題出現一些爭論。有學者認爲,不宜再提戰略機遇期,因爲“期”是會結束的,當初提出的“20年戰略機遇期”只剩下3年了,即將結束。還有學者認爲,美國近年高調“重返東亞”,實施戰略東移,把矛頭對准中國,而特朗普政府在戰略上繼續對華實行“離岸平衡”的態勢未改變,中美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矛盾凸顯,客觀上戰略機遇期已經不存在了,因此中國不能再“韬光養晦”,要敢于“亮劍”。

        這些看法多少都有些道理,但也有不足之處——其觀點背後反映了一種假定,即認爲戰略機遇期是因爲美國反恐,無暇東顧,所以中國可以“悶聲發大財”;而近年來美國進

        行戰略東移了,因此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就結束了。這恐怕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看法。筆者認爲,在新時代條件下,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判斷。

        (一)戰略機遇期形成的時代背景沒有變

        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冷战结束至今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尽管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国际秩序进入调整震荡期,新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应该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上升,学术界继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再次出现了关于所谓“逆全球化”的讨论。[1]但是,正如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所指出的,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在可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存在。这些因素包括:与信息革命相关的全球通讯基础设施的不断变革;与世界信息流动密切联系的物流与服务的全球市场不断发展;由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冷战的终结以及世界范围内民主与消费价值的扩散;与经济需求模式、人口结构变化和环境恶化相联系的全球移民和人员流动的增长。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进程产生了全球相互联系性的紧密模式。因此,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被由相互重叠的力量、关系和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结构所网罗。[2]此外,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并没有出现根本逆转,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继续提高。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出口总量达到16.2万亿美元;2015—2016年,由于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下降,世界贸易总额出现短暂下滑,但贸易总量仍分别保持了2.7%和2.2%的增长率;由于2016年底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向好趋势的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17、2018的世界贸易增长预期分别调高至3.8%与3.9%。[1]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也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2] 

        二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体系性大战的性质,使得大国之间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消退。[3]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国家特别是大国,以战争手段解决相互之间争端的成本大大升高。不仅如此,以战争方式解决争端还受到国际规范的制约。事实上,国家已无需(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获取领土和市场。相反,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积累财富,从而成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所说的所谓“贸易国家”。[4]

        (二)中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爲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護和拓展中國的戰略機遇提供了基礎與可能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的十幾年間,中國綜合國力大幅提高,國民生産總值(GDP)翻了近8倍,從2002年的1.45萬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11萬億美元;經濟總量從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躍居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位;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則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6年的14.84%;對外貿易總量跻身世界前列,成爲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1]此外,自2010年1月1日起,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啓動,其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的13%,涵蓋11國、19億人口,有超過10萬億美元的GDP、4.5萬億的貿易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貿區。[2]換言之,中國在過去十幾年中的快速發展與崛起,使得其國力與國際影響力都大幅提升。並且可以預見,在未來20年,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增長質量與效率,發揮西部增長潛力,中國經濟仍將有望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地區機制與全球治理中已經並且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領導性角色。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爲例。2010年IMF改革前,中國在該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占比分別是2.34%和2.28%;經過多輪改革,自2016年1月26日始,中國的份額和投票權占比分別提高到6.41%和6.09%,僅次于美日,且與第二位的日本十分接近(日本的份額和投票權占比分別是6.48%和6.15%)。[3]此外,中國還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和支持。毫無疑問,這些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中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提升。這爲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護和拓展中國的戰略機遇提供了基礎與可能。

        (三)美國因素

        奧巴馬政府高調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造成近年來中國周邊環境進一步複雜化,對中國構成一定的戰略壓力。作爲全球性霸權國,美國將長期深度卷入中東事務,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勢不容樂觀,反恐任務仍然艱巨,美國仍將維持全球性存在。應該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是回到了美國二戰後的“離岸平衡”戰略傳統上來。[1]

        总的来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对华采取了混合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对冲或“两面下注”战略。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雏形是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融合但同时对冲”(integrate but hedge)的战略。[2]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更加明确地将对冲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一方面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进行积极接触,试图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现有国际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对冲中国一旦崛起之后变得富有侵略性的风险。因此,美国对华对冲战略中有防范、牵制和制衡的因素。但对冲并非遏制,其主要目标是减少中国崛起带来的潜在风险,“塑造”中国的偏好和行为,把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中,总体上也愿意容纳中国,鼓励中国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3]

        自2009年以來,由于美國認爲中國在海洋領土爭端等問題上開始變得日益“咄咄逼人”,其“中國威脅論”的認知有所上升,因此美國對華對沖戰略中的威懾、制衡等強制性因素有所加強。[1]自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其內外政策出現一定的“內向”特征,但在亞太政策上預計將實施沒有“亞太再平衡”標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換言之,美國對中國采取混合防範、牽制和制衡等策略的總體對沖戰略態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

        綜上所述,從中國所處的曆史方位與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來看,可以判斷,在新時代中國依然處于可以大有可爲的戰略機遇期。

       

      二、如何重新理解新時代戰略機遇期的定義與內涵

       

        顧名思義,“戰略機遇期”指的是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形成的,能爲一國發展提供良好機遇,並對其曆史命運産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的某一特定曆史時期。[2]筆者認爲,新時代中國依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但對其定義與內涵需要進行重新理解。

        從原有定義來看,戰略機遇期是客觀形成的一個特定時間段。但實際上戰略機遇期的形成與能否延續,不僅取決于國內和國際的客觀因素,更可以主動塑造。而且隨著一國的不斷崛起,其塑造戰略機遇期的能力也會不斷增強。從更廣的時空坐標來看,曆史上崛起大國都曾面臨如何把握戰略機遇期的問題。有的國家抓住了機會,有的國家則錯失了機會。比如,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運用高超的戰略與外交謀略,爭取到了戰略機遇期,爲德國統一與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卻放棄了原先的戰略約束,在利益集團、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的推動下,日益驕躁,走上了戰略擴張的道路,與英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爭奪霸權,最後導致一戰戰敗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滅亡。[1]曆史上也有成功把握戰略機遇期的例子。比如,美國在19世紀下半葉快速崛起,國力大幅上升,到1890年工業生産總值已經超過英國,成爲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産國。但是美國奉行戰略自我約束,在對外戰略上規避與當時的霸權國英國進行戰略沖撞,對內集中精力處理在快速崛起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分化、腐敗等國內複雜矛盾。美國社會掀起一場廣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運動,即“進步運動”,旨在重建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經濟秩序。通過制度層面的廣泛改革興利除弊,著力解決高速工業化時期出現的矛盾和危機,爲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領導型大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分重视战略机遇期问题。2013年10月24日,他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周边外交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明确指出中国应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去发现、寻找和利用好机遇期。[4]同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再次强调善于寻找和转化机遇的重要性。[1] 2017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2]可以说,习近平主席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元素。

        習近平主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3]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略機遇期服務于中國夢,服務于中國和平發展、民族複興的偉大目標。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力大幅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今非昔比,但國力增長的本身並不必然保證戰略機遇期能夠得到延續。中國國力增長之後,采取什麽樣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不僅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也將決定中國的戰略機遇期能否得到延續。換言之,戰略機遇期是中國整體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對于它的思考,要服從于這個大的前提。

       

      三、如何把握新時代“戰略機遇期”

       

        要把握新時代戰略機遇期,一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二是要處理好不斷崛起的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可以將其歸納爲“兩個堅持,兩個越”,即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合作共贏和平發展戰略不動搖;同時,越是發展了強大了,越要保持謙虛謹慎。只要中國和平發展的態勢能夠保持,戰略機遇期就能夠得到維持和延長。未來中國要把握戰略機遇期,繼續和平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對關系。

        (一)要運籌處理好與國際體系現有的主導國美國之間的關系

        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爭取把與國際體系現有主導國美國的關系穩定在合作的軌道上“不出軌”,防止中美安全困境進一步加深,從而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穩定與合作性的中美關系仍是我們未來二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這是因爲中美在亞太既有競爭和沖撞的因素,但也有合作和共享的利益。應當站穩陣腳,冷靜觀察,沈著應對,正確分析和認識美國在南海、東海等問題上的意圖和目標,既堅決捍衛主權與領土完整,又處理好主權、安全和發展的關系。從戰略層面看,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仍然是接觸、合作混合牽制、防範的“對沖”或“兩面下注”戰略,但並非明確的遏制戰略。因此,在對美戰略分析和規劃上,應當注意避免簡單化的判斷和反應。

        應當妥善應對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動向。通過加強與美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以及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擴大中美利益交彙點,增加中美互信,避免戰略敵對,降低區內國家利用中美矛盾漁利的心態,增加中國戰略回旋空間。

        2017年伊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执政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发出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言论,中美双边关系的氛围受到负面不确定性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访美并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建立了四个中美全面对话机制,特朗普政府也通过公开的外交言论,承诺与中国共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海湖庄园会晤对于在战略的高度校准中美关系发展的航向、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规划未来中美关系的路线图具有重要意义。 [1]

        (二)要運籌處理好中國與周邊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准確把握世界格局變化的趨勢和脈絡,在整體外交布局中突出周邊外交作用,通過對周邊國家的密集出訪,構築大周邊外交格局。2014年11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切實抓好周邊外交工作,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堅持“與鄰爲善、以鄰爲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深化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聯互通。

        中國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提出了“一帶一路”等重大合作倡議,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多邊框架。中國通過積極提供地區安全與穩定等國際公共物品,主動參與地區多邊機制的構建與發展,加大了對周邊國家戰略再保證的力度。

        中國應繼續深化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合作以及中國—東盟互聯互通的建設,夯實中國與東盟全方位、深層次、戰略性的合作基礎。並適時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具體機制,在雙邊基礎上積極推進和相關聲索國的磋商與談判,在條件成熟時穩步推動“南海行爲准則”的簽訂,以實際行動消解美國及其盟友“制定規則”倡議對中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掌握設置議程的主動權和話語權。2017年8月6日,在中國和東盟外長會議上各方一致同意通過了“南海行爲准則”框架文件,這標志著有關“南海行爲准則”的磋商邁出實質性的一步,將爲下一步准則細則的磋商奠定堅實基礎。

        總的來講,周邊外交作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奮發有爲推進周邊外交就是要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深化互利合作、互聯互通,維護和用好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努力推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關系,加深經濟紐帶,深化安全合作,密切人文聯系,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的基礎,使周邊成爲中國和平發展的堅實的戰略依托。

        (三)要運籌處理好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的關系

        最後還要處理好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相互關系,要加強官民互動、官學互動,充分發揮民間外交、智庫外交的作用,加強對國內輿論和民意的教育、引導,營造理性、務實的輿論氛圍,爲外交工作和中國和平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同時,要加強外交戰略的統籌協調,包括在機制和制度上的建設。

        總之,在當前國際格局和秩序大調整、大分化、大變革的背景下,應理智而清醒地分析國際形勢和全球大勢的機遇與挑戰,把握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以全球治理和“一帶一路”建設爲突破口和抓手,積極提出中國方案,提升中國在全球舞台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引領全球治理,提高中國塑造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能力,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影響力和領導權的認受度。通過奮發有爲的外交政策化危爲機,變不利爲有利,解決好中國在進一步崛起爲全球領導型大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挑戰,並使其轉化爲有利的發展機遇,主動塑造中國未來的“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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